「國進民退」在中國早就不是什麼新概念了。從2009年山西整頓民營煤礦開始，這個詞就沒有遠離過人們的視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國進民退」的態度顯而易見。他們在媒體上「人人過關」，全都站出來反對這種「帶著50年代氣息」的玩意兒，一致要求「把改革開放執行到底」。至於作爲當事人的政府方面，其態度則似乎比較模糊。最直接的回應出現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政協發言人趙啓正並沒有爲「國進民退」做辯解，而是表示私人企業與國企正在「比翼齊飛」，「民退」實際上並不存在。
我不太同意趙先生的說法。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政府通過把4兆救市資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在山西驅逐民營小煤礦礦主，在鐵路建設中拒絕外資進入，以及默許中央企業進入利潤豐厚的房地產市場等行爲，已經顯示出了支持國有經濟的強烈決心。而民營經濟顯然沒受到這些支持。最近在一個二線城市，一位企業家指著公共汽車上的私人投資公司的廣告，對我說：「鐵道部修高鐵，國家一天的投資超過三十億，而高鐵到現在沒有一條能盈利。我的工廠能賺錢卻貸不到款，只好向這些傢伙借高利貸」。這種私人投資公司的年利息高達40%，民營企業還是要去借，可見其困難的程度。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也感到了環境的壓力，「中國的生意不好做了」的聲音經常能聽到。我認爲，中國政府主導下的「國進民退」、「國進洋退」確實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沒說」而已。
有一些反對「國進」的專家認爲，政府「做而不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主流經濟學」已經深入人心，連政府都不願公開與之作對。但在實際層面上，政府也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批評。我沒聽說有任何一個「國進」的項目，因爲經濟學家的反對而中止或延期。換句話說，政府和專家已經進入了「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類似外交談判上的對峙狀態。根據我對中國體制的觀察，這種狀態其實並不多見。中國政府通常是善於「調研」的，做事之前重視聆聽——雖然不一定接受——專家的意見，只有在做出「政策不變，一切照舊」之類的決定的時候纔可能忽視調研。這次的「國進民退」，政府沒做輿論準備就果斷出手，令人有些驚訝，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則是一種失敗。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替經濟學家們想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