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承擔得起我們目前的金融體系嗎？答案是不能。理解爲什麼不能，是評估改革設想的必要條件。人們越意識到這些風險，就越明白激進式改革是更安全的選擇。
人們太在意紓困的直接成本了。英國央行(BoE)的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著有數篇關於此次危機的傑出論著。正如他所指出的，這些成本可能佔到英美各自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左右。然而，真正重要的成本是衰退和公共債務大幅成長帶來的成本。如果衰退期間的全球產出損失有四分之一是永久性的，這些損失的現值可能高達全球年產值的90%。
怎麼會這樣？非常簡單，金融業已經變得規模更大、風險更高。英國的情況就很有戲劇性——過去40年裏，銀行業資產佔GDP的比例從50%大幅成長至550%以上。資本比率大幅下降，而股本回報率變得更高更不穩定。正如霍爾丹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槓桿比率是股本回報率的主要決定因素，槓桿比率上升也解釋了銀行業回報水準和波動性的原因所在。最後，銀行業集中程度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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