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賓雁到胡舒立（二）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無比燦爛時，劉賓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國新澤西孤獨的離去。中國的年輕一代記者中，很少知道這個名字了，更少人曾讀過他的作品。劉賓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堂講座上問在座的研究生，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在一片啞然後，有人小聲說知道，盧躍剛繼續追問劉賓雁的代表作時，臺下又是一片寂靜。

這一切令盧躍剛感慨不已。自從劉賓雁一九八八年離開中國後，不過十七年時間，歷史就把他忘得乾乾淨淨。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國最有名的記者，你甚至可以說他是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的影響力或許只有方勵之能與作比。他是《人民日報》的記者，撰寫揭露官僚黑暗與社會現狀的報導。在中國國內他是「社會的良心」，而在中國之外，他則是這個國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國最好的調查性記者，或許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寫過《長征》一書的哈里茲伯格這樣說。「他在中國的地位和東歐知識分子相似，比如哈維爾式對於捷克，他沒有權力，卻對社會具有深刻的影響」，Merle Goldman在《紐約書評》上這樣評價。迷戀英文媒體的年輕一代或許偶爾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時代》上看到Liu Binyan這個名字，它出現在「亞洲英雄」的名單裏。但很少會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雜誌的封面是周星馳——他纔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我沒有資格嘲笑新聞學院的研究生。一直到兩個月前，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第一次讀到劉賓雁的書。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這本書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間》或《第二種忠誠》，而是他一本講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講集有這樣一個標題《中國的危機，中國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