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成爲金融記者的最佳時期和最糟時期。最好是因爲我們擁有百年難遇的機會，對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進行報導和分析；最糟是因爲報紙和電視業都受到了衝擊——不僅是衰退的衝擊，還有網路革命所帶來的結構性衝擊。
現在又出現了第三種衝擊。財經媒體遭到指責，說它們因未能及時發現全球金融危機。疏離職守，心不在焉，各種陳詞濫調都翻出來了，批評記者、評論員——對，甚至還有編輯——未能警告毫無戒心的民衆災難即將到來。這些指責合理嗎？借用水門案聽證會上的殺手鐧問題：媒體都知道些什麼？什麼時候知道的？
首先，平心靜氣地說，記者並不是唯一失職的羣體。在信貸派對上，政治領導人愉快地打開香檳慶祝；在氣泡消失後，很多人還久久不願離去。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監管機構都未能發現和遏制系統內積聚的風險。許多經濟學家也有失水準。只有少數人——例如如今作爲思想者的末日先知而聞名的魯裏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看到了蛛絲馬跡，但也未能將它們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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