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經濟學家

誰應該爲我們的問責問題負責?

從提高保費的演算法到機構對國家醜聞的否認,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

最近,我被安排在播客會議的開場演出中現場錄製我的《警世故事》(Cautionary Tales)播客節目。才華橫溢的配音演員、現場音效甚至還有一把長號,將爲滿座觀衆編織出一個戲劇性的音景。只有一個問題,似乎沒有人有權讓我進場。

發放會議通行證的人不給我一張——這是合理的,因爲我並沒有參加正式的會議,也沒有註冊參會。他們建議我去找「那邊的女士」。那邊的女士似乎很困惑:會議要到明天才正式開幕,所以我不需要通行證。她說,直接進去就可以了。保安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收到了嚴格的指示,沒有通行證就不允許進入。他告訴我去找會議團隊。他們說這與我們無關——去找保安。

我意識到我面臨的是作家丹•戴維斯所稱的「責任池」,在這個池子中,似乎沒有人有責任。在他最近的書《不問責機器》中,戴維斯解釋了責任池的基本邏輯:決策權從你可能想要責罵的個人手中被剝奪,而是由演算法或某個遙遠的委員會來決定,他們對你的反對既無知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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