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我嘗試分析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被一些人指責爲「跟瘋子講道理」。換句話說，我當時試圖搞清楚：川普政府成員（特別是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的主張，是否可能有邏輯和證據作支持。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erkeley)教授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反駁說，搞清楚這件事毫無意義：「要做交易，你需要讓對方相信你會履行承諾。唐納•川普每天都在證明他不會。」我同意他的觀點，並且在文章中也說過了。
然而，這不代表不能繼續追問：是不是能從這裏面看出什麼值得一說的政策問題？如果是，那我們應該做什麼。本月早些時候，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指出，除了提供全球安全之外，「美國……還提供儲備資產，既是第一消費者也是最後兜底的消費者，在其他國家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吸收過剩供給。這一體系不可持續。」遵循同一思路，米蘭還認爲，美元長期被高估，「嚴重拖累美國製造業，同時使經濟中金融化的那些部門受益」，從而讓富裕美國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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