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憲政思想——六十小結

前幾天，學生爲我組織了一次聚會，主題頗有詩意：「沉舟側畔，還歷華章。」本來，六十算不上什麼「壽」，無從「賀」起。但我一個自由派，平時對學生從來是「放鴨式管理」，同門長期疏於聯繫，找個機會聚聚也好，不過定位是思想對話，免得落入俗套。經歷三年疫情之後，我本人對「六十」這個數字也有新的感悟。以前都以爲「辛亥百年」、「文革」半個世紀是大年份，現在才明白古人還是有智慧的，六十纔是歷史週期。「耳順之年」，還是很想和年輕人分享一下自己近年來的思考，也算是對自己從教25年的一個思路總結。

和「內卷」慘烈的當代青年相比，我算是很幸運的。1999年回國的時候，國外的博士學位還是很喫香的。憑著一篇論文和一本書，當年就評上了正教授，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但這對我很重要，否則以後還要評什麼「副高」、「正高」，我是很討厭求人的。當然，肯定有人不服——是不是和校長有什麼「特別關係」？不服也正常，好在之後兩年連續推出了120萬字的《西方憲政體系》上下冊，也就沒有誰不服了。即便2013年「反憲政逆流」以來，言論空間不斷受到擠壓，2019年《憲法學導論》下架，但畢竟也在憲政領域裏「風光」了近二十年。能做的、該做的基本上做了一遍，沒有太多遺憾。不像現在，發一篇外國憲法論文都難。

我回國的專業選擇也是幸運的，因爲我的博士學位是政府學，本來對口國內的政治學，但當時校長說法學院缺人，於是就去了法學院教憲法。由於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法學的「名聲」顯然要比政治學好一些。當然，不論是在法學院還是政治學系，我的研究專業都會是憲法，因爲《西方憲政體系》上下冊早在1996年就已成初稿。那時國內還沒有很系統的研究，所以我很急於把關於美國、法國、德國和歐共體的憲法知識引入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