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國際關係

跨越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後,以建構主義看中西關係

何越:我在中英兩個文化圈移走的經歷一直是從現實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再回到現實主義,來回震盪。而最近聽到的兩個回答令我想起了建構主義。

最近突然想起近20年前學過的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過去很多年,我都在現實主義(Realism,人類社會與國家是權力之爭)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續的,經濟合作能避免戰爭)之間徘徊。

我2004年在布里斯托大學學習國際關係學理論時,很容易地就認同了現實主義,因爲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生存,弱者被拋棄。中國2000多年曆史上的王朝更替,與現實主義說的「無序國際環境,各政治單位時時爲爭權奪利發動戰爭的適者生存狀態」能夠連成一體,非常容易理解。當時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都離我太遠,難以理解。但我當時選上了國關課程裏的「地區合作組織」,因爲當時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處於韜光養晦階段,經濟全球化是中國政府主推的概念。那時歐盟前景一片向好,區域合作組織前景正旺,當時我甚至幻想歐盟最終政治上達成合作(統一),爲整個國際社會做出示範。其實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底架了。只是當時我對民主的理解膚淺至極,只知道投票選舉。對於個人主義還持批評態度,認爲是自私。

移民近20年後,我從實踐生活裏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和英國的文化價值觀是兩個獨立的圈,交點極少甚至沒有。我從王東嶽在Youtube上的講座裏聽到了相同觀點,他還解釋了中西文化起點與路徑截然不同的原因: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農業文明,其文化基礎是象形文字(文言文以及中國抽象畫是象形文字的派生產物),並奠定了中國特有的思維方式,實踐出真知是特有的中國思維,故此,中國文化只能產生技術,而無法產生科學。因爲科學的產生建立在古希臘哲學基礎上,而古希臘哲學的基礎在於,西方文明在早期因爲工商文明的需要而拋棄了象形文字,因爲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就開始啓用字母,他們善於航海與經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貿易,因爲貿易必須與不同文化人羣溝通,這導致象形文字被拋棄,形成一種能共通的字母語言。西方的哲科思維裏,哲學是科學的基礎,兩者捆綁在一起,不可分。一個與中國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文化是從實踐裏提煉,能夠製造出某種器具或發明;但西方文化是想像在先,然後進行邏輯論證。比如電和網路,這樣只可想像的事物,不可能在中國被髮明出來(以上觀點來自於王東嶽)。以此類推,展望未來,中國文明只有可能在既有領域保持領先,但在創新方面,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羈絆,前景並不樂觀, 中國不太可能成爲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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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陌度阡

何越(Yue He Parkinson),母親、妻子、廚師以及雙語作家。以英文撰寫中國與世界;以中文撰寫英國與世界。著有China and the West – Unravelling 100 Years of Misunderstanding 《揭開中西百年誤解》、《讓世界愛上中國美食(西方中餐大師譚榮輝自傳)以及《撕裂的民主——「脫歐」陰影下的英國政治與社會》(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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