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正在法學院租用出版社頂層的辦公室裏校對《憲法學導論》的樣稿；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張思之」。當時，我剛來北京沒幾個月，人頭還不那麼熟，但「張思之」這個大名是早有所聞，律師界如雷貫耳的大「牛」嘛！但電話裏的聲音卻一點沒「牛氣」，他的誠懇謙和既讓我感動，又讓我存疑——真的是他嗎？他專門找我也不爲什麼大事，就是請我給他擔任編委的《炎黃春秋》雜誌寫稿子。我孤陋寡聞，「炎黃春秋」這個名字倒是第一次聽說，當時也沒太上心。兩年後，孫國棟主辦的《律師文摘》首次開年會，思之先生再次邀我做主題發言，我才第一次見到他真人，一位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一聽那記憶猶新的謙和之聲，這下沒錯了！
這是我對思之先生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後的印象。那個電話過去近二十年了，昨天聽到他去世的訊息，我沒有悲傷。他快95歲了，該經歷的都經歷過，人生沒有太多遺憾，爲什麼要爲他悲傷呢？我想逝者也不會太在意活著的人是否悲傷，他這樣的人會更在意自己能否留在活人的記憶中，並在這個意義上繼續活下去——尤其是以什麼樣的意義活著，光榮還是恥辱。對於一個足夠長的人生，問題不是什麼時間畫上句號，而是以什麼姿態畫上這個句號。此時此刻，我替他感到的更多是欣慰，甚至有點爲他「鼓盆而歌」的想法。
坊間對思之先生的評價早已刷屏了，絕大多數都很高，要把他定格在中國「最偉大的律師」和「律師界的良心」這個高位上。我當然不反對這些評價，但謙和的他一定會在「最偉大」之前加上「迄今爲止」這個限定詞，因爲他的後半生一直在獎掖後進，希望能培養出律師界的新銳超越自己。「良心」則要看怎麼理解——思之固然是有良心的律師，或者說中國律師界仍然有像他這樣有良心的律師，但良知這個東西是「代表」不了的，它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如果我們的良心被思之「代表」了，那我們自己的良心去哪兒了？是不是因爲他太有良心，我們就可以對自己有沒有良心無所謂一點？中國式悼念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必須備極哀榮，「諡號」越多、越大越好，否則似乎就是對逝者「不敬」。在法治倒退、法律人備受打壓的今天，似乎也大有「樹典型」、「提士氣」的必要，而思之先生顯然是最適合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