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一羣半武裝、手持半自動步槍的黑人男子向美國的一個議會大廈走去。他們能走到議會大廈臺階而不與警察發生對峙甚至面對更糟情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每隔幾天，白人抗議者就會做這樣的事情。他們經常攜帶武器進入議會大廈而不會受到任何阻攔。沒有什麼比這場大封鎖中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膚色差異了。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加劇了這種差異。美國新冠疫情的吉姆•克勞(Jim Crow)式現實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你死亡的可能性。在密西根州——武裝抗議者每週都會聚集在該州首府蘭辛——非裔美國人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所佔的比重達到40%，但其在美國總人口中僅佔13.6%。沒有基於種族細分的全國統計數據。但在紐約州、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新澤西州這些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州，類似的差異同樣存在。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分工。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可能從事維持社會運行所必需的工作。在華盛頓特區，每天都有一些服務人員從我家門前經過——垃圾回收員、送貨員和郵政工人。其中80%是黑人，其餘的則是西班牙裔。他們也更有可能在城市中生活。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死亡病例主要來自該州以黑人爲主的紐爾良。密西根州和底特律、以及喬治亞州和亞特蘭大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也反映出了貧困問題，因爲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貧困的機率較大，他們更容易患糖尿病和高血壓等「共病」，這使得他們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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