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魯迪格•多恩布希(Rudiger Dornbusch)和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合著了《民粹主義的宏觀經濟學》(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這本開創性著作以來，已過去了近30年。他們當時的結論是，民粹主義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典型地不負責任。這些政府糾結於糾正他們眼裏的社會不公這個目標，揮霍財政，對預算紀律或他們有可能耗盡國家外匯的情況毫不在意。
正因爲無視基本的經濟邏輯，他們的政策實驗難免以通膨、資本外逃、衰退和債務違約的某種組合糟糕收場。20世紀70年代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治理下的智利，或20世紀80年代阿蘭•加西亞(Alan García)治理下的祕魯，都很好地詮釋了這個故事。
如今的民粹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似乎有所不同。當然，也仍然有一些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政策或多或少遵循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劇本。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可以被證明是其中之一，他在經濟週期末段實行的財政擴張政策似乎沒有經濟理論基礎；還有一些人認爲，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可能是另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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