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成爲準暴君的時代。他的(幾乎總是「他」)政治以恐懼和憤怒爲主題。要成爲這種政治大師,需要某種人格。在正確的(也就是錯誤的)情況下,這種領導人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它出現在暴力革命之後並不奇怪。比較奇怪的是這些領導人出現在了成熟的民主國家。
我們現在看到到處都是當選的「強人」——實際和可能的強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羅斯的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義大利的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和美國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這些領導者的老練程度各不相同。他們掌權的國家也不一樣。有些是經濟發達國家,有些則不是。有些是長期的民主國家;其他國家則不是。
然而,這些人都是美國獨立觀察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動講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狀況連續第13年下降。這種下降發生在世界所有地區,尤其是冷戰後出現的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是,它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而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價值觀捍衛者——美國下降得最爲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