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示時刻在十年前的某個後半夜來臨，在我喝了不止一杯葡萄酒之後。我在一輛倫敦計程車上，與我認識的一位公關人士共乘，之前我們都參加了一場晚宴。
記者和公關人員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我們要爆料；他們則收錢確保一些故事一直不爲人知。然而，即使在我們沒有一起喝葡萄酒和共乘計程車的時候，我們的日常交流也可以很熱絡。比如，公關人員會讀我們的報導；很難不對他們有點好感。
許多公關人員還能說會道，我們那天晚上共乘計程車在倫敦穿行的時候，我記得我的同乘者說了句精闢的話，儘管略帶醉意。「我的工作，」他承認，「是播種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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