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爾•拉德克利夫爵士(Sir Cyril Radcliffe)的差事不值得羨慕，他要劃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國界線。在幾周之內，他要用寥寥數筆決定大約4億人的命運：他的工作給今天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做完這件事以後，拉德克利夫燒掉他的底稿，然後離開，永遠沒有再回來。奧登(WH Auden)在他的詩作《分治》(Partition)中輕蔑地寫道：「第二天他坐船前往英格蘭，在那裏他會迅速忘掉/這件案子，就如一個好律師必須做的。」
旁遮普(Punjab)和孟加拉(Bengal)地區都被一分爲二，講同一種語言的人們變成了死敵。選擇把哪裏稱爲自己的家園只能由宗教信仰決定。英國人匆匆撤出：一貫反對印度獨立的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稱其爲「可恥的逃離」。
沒有援助——聯合國(UN)界定難民身份還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情。多年來一直共同生活的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屠殺。據估計，分治造成多達100萬人喪生；這場悲劇還製造了至少1100萬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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