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迴歸那一年，我讀初二。早春時節，乍暖還寒，有一天我們忽然被通知到操場集合，老校長擺出了一臺黑白電視機，全校師生集體爲鄧小平同志的逝世開追悼會。那是一個悲傷的時刻，老校長尤其提到了一點：香港就要回歸了，小平同志卻不能親眼見證。小平同志那麼關心香港？香港迴歸又於中國有何特別含義呢？那年的七一，從電視畫面中看到五星紅旗在香港大地升起，英國米字旗降落，竟瞬間熱淚盈眶。一升一降之間，恍如隔世，中華民族似乎站立得更加堅實了。
但那時我對香港並不瞭解，也從未踏足香港，朦朧中感覺那是一個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樣性質的社會怎麼與社會主義祖國和諧相處呢？在後來的學習中，我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了「一國兩制」並付諸於基本法加以實施，成功解決了香港和平迴歸及迴歸後治理的制度框架問題。
我不曾想過，自己最終的學術歷程與研究對象竟然和香港密切相關，結下難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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