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開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差不多每學年都開了一門討論中國經濟的課程，這門課是爲大學生開的。在19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剛實行不久，關於中國經濟的參考書和資料不多，很難找到適當的教科書。因此我講課的資料，是靠我個人從1980年開始訪問中國的經驗得來。
我首次回國是在1980年。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許滌新副院長邀請了7位美國經濟學家到北京講授計量經濟學，我是其中的一位。講學的地點是頤和園，約有100人參加，聽課者年齡從30多歲到60多歲。有人稱這次參加在頤和園受訓的人相當於1920年代參加黃埔軍校受訓的軍隊，都是當時最先進的隊伍。1983年10月，中國教育部負責經濟學教育的王澤農處長與外事處長王復孫到我在普林斯頓城的家中，請我幫助中國政府推進經濟學教育。我十分興奮，建議往北京在1984至1986年3年分別舉辦微觀、宏觀與計量經濟學的暑期講學班。在1984年，我在北京首次與趙紫陽總理會面，後來當了他的經濟顧問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顧問，趙總理是該委員會的主任。這樣也增加了我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到了1985年的秋季，我從上述種種經驗中得到對中國經濟的認識。
再者，早在1984年我已寫成The Chinese Economy (中文版 「中國經濟」)一書，在1985年出版。這本經濟學的教科書是爲中國研究生閱讀來準備參加教育部舉辦的鄒至莊項目考試，考取後由我安排到美國或加拿大的著名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這項目舉辦了三年。到美加留學的人數共165人，1988年項目停辦。據我瞭解，停辦的原因是教育部認爲一些留學生拿到博士學位後不會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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