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在中國民間引發了新一輪表達愛國之情的熱潮。圍剿趙薇、禁入肯德基、企業禁用蘋果手機等事件，成爲羣體性情緒的宣洩口。一些人對此情緒昂揚，另一些人則充滿疑慮。立場和情緒溫度上的差異，不僅擴大了部分精英和草根之間的語言對立，甚至讓理性愛國的呼籲顯得蒼白無力。什麼纔是理性？什麼才叫愛國？什麼纔是合適的情緒表達？缺乏一個可清晰論述的標準。這隻能導致關於愛國的討論失焦。
誠然，人們對於愛國主義有許多讚譽或警惕之辭，但無論哪種表述更接近於真實，有一點可以肯定，愛國本來是一種自然反應，起初並不涉及什麼價值或立場判斷。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國家絕非單純的「上層建築」或統治經濟階級的組織，相反，國家立足於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礎，這種心理基礎存在於最廣大的國民中間。只不過，在通常情況下這種政治意識沉澱在大眾的無意識層次。中國近代史的歷程，一直在持續增加著中國人對於國家的敏感性。一旦被事件激發，愛國情緒就會以種種方式爆發出來。一定程度上，這也是當代國民性的組成部分。對此，無需過多非議。
但是，對於激發愛國情懷的國家概念，向來就存在不同認知。比如，有的國家主張國家至上，即所謂「國家就是目的」，有的國家主張可以部分讓渡國家權利，直至低於人權。在不同的發展形態上，無論持何種主張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但同時也因此具有危險性。走向極端，危險性就會呈現。前者的代表是納粹德國，後者的代表是中東北非鉅變前後的歐美。而對於國家概念的認知，還常常會出現鐘擺現象。比如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受挫，已在讓資金和智力輸出國變得苛刻起來，重新拾起傳統的國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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