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主義是一種精神疾病。等你看見它、聽到它、感覺到它、知道它的存在時，一切已爲時過晚。上週四晚，正在法國尼斯欣賞國慶煙花表演的狂歡羣衆明白了這一點。恐怖分子襲擊無辜生命的策略在不斷演變，手段新穎，全球反應卻仍執念於發展那些已不再能應付反恐任務的高科技小發明。當法國負責反恐的檢察官弗朗索瓦•莫林斯(François Molins)明確表示穆罕默德•拉胡瓦傑•布哈勒(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駕駛卡車在尼斯殺死84名羣衆的凶手——從未出現在諜報機構的任何資料庫中，他着重指出了這種現狀。
我們沒能阻止伊斯蘭主義朝著反人類方向發展，導致這一集體失敗的核心因素，是我們愛好和平的穆斯林不可饒恕的沉默。雖然我們早就享有著「自由、平等、博愛」，卻未能從源頭根除激進主義。我們一直無力或不願公開挑戰在闡釋伊斯蘭教義方面頑固不化的錯誤觀點，因爲我們生怕極端分子給我們打上非穆斯林叛徒的印記。不能這樣下去了。
對於發生在我們偉大宗教的這些事情，我們必須肩負起責任。熱愛和平的穆斯林被伊斯蘭主義者束縛住了手腳——他們稱我們爲「卡菲爾」（kaffirs，即不通道者）；還有一些公民則視我們爲綏靖分子。我們必須重塑穆斯林與這些公民之間破碎的信任。如果西方政治領導人對伊斯蘭教原本的核心價值體系表現出更深入的瞭解，並認識到激進主義是怎樣敗壞了伊斯蘭教習俗，我們重塑信任的努力也就能夠更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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