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一條關於故宮旁邊智珠寺、嵩祝寺被修繕而用作會所的新聞成爲議論的焦點。以新華社爲代表的一些中國媒體認爲，作爲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智珠寺、嵩祝寺經過修繕變成了豪華餐飲甚至是私人會所，在社會上影響惡劣；另一方則爲修繕方鳴不平，一位跨越千山萬水來到中國的比利時人，花費了五年的時間、大把的金錢把寺廟修舊如舊，綜合利用，還獲了聯合國大獎，這哪裏是影響惡劣，分明是民間資本保護文物的典範。一時間，兩方你來我往不亦樂乎，在WeChat微網誌等新媒體平臺更是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兩方孰是孰非，我們先放在一邊，不妨換個角度設想一下，如果古寺修繕後變成了書店，或者是展覽館，這個命題是否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論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乍一看，公共性也許是智珠寺修繕利用的癥結所在。然而，由誰來定義以及怎樣定義公共性卻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題：是政府的文物管理條例，還是專業人士的建築保護方案，亦或是產業資本的綜合利用開發？作爲城市文化的表達主體，城市空間的改變和拓展，往往是不同力量表達和角力的過程。也許智珠寺改造的答案並不是唯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改建風波中，作爲城市文化的主體——市民，從始至終，從改造方案的確定到話題的爭論都沒有獲得應有的話語權。
讓我們對這場爭論稍微做一些「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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