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把他從絕望情緒拯救出來。在一場拙劣的、試圖模仿義大利人墨索里尼的暴動後，他和同伴們被以「叛國罪」被捕。
他了解自己的演說才能，他能像巫師一樣讓他的聽衆如癡如醉。他也瞭解自己的時代情緒，戰爭失敗的屈辱、被迫做出的巨大賠償、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還有那個具有民主形態、卻無能不堪的政府……這一切都令公衆都尋求一種發泄與復仇。
與審判者想像的不同，他擁抱了對自己的控訴，他沒有把失敗的啤酒館暴動視爲罪行，反而是一種拯救德國的悲壯努力——「我不是一個叛徒，而是一個爲了德國人民爭取最好生活的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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