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編輯先生，近期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們（迅速進入腦海的是金奇(James Kynge)和吉狄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名字）有關中國的出色分析頗有見地。但中國的思維模式是整體把握型的，而非逐點分析型的，在認知上強調事物間的聯繫性、共生性、相關性、以及試錯式的動態發展。西方思維依賴的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而中國的發展則是基於孔子的人際關係論。中國文化保持穩定是憑藉保護性網路（即關係網），這種關係網掌控著資源，並且儘可能地避免外部干預。
爲了理解中國，我們需要藉助歐斯壯(Ostrom)的複雜理論，而非凱恩斯(Keynes)或者海耶克(Hayek)的學說。因此，整體式的思維方式，開闢了一個新的視角。動態的歷史模式會自我重複，而因果事件則不會如此。
美國數學歷史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的近期研究對導致國家不穩定的人口結構變數做了分類。他列出六大預測「指標」：勞動力供過於求、勞動力價格、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及健康、財富分配不均、精英階層內部的競爭與衝突、社會政治不穩定。對於中國來說，這些複雜的變數所反映出的負面趨勢非常令人擔憂。中國疲軟的經濟數據表明勞動力供過於求；近期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上漲；汙染及公共健康問題引起廣泛擔憂；中國的基尼係數遠高於絕大多數國家，表明中國的財富分配極不均衡；中國統治階層內鬥嚴重，薄熙來一案就是典型例證；而中國各地的騷亂和暴動，無論是在烏坎還是新疆，也日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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