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72年尼克松總統在北京和毛澤東的會晤屬於「震級」很高的外交會議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衡量上週中美兩國元首在加州的會晤？是將它看做一場普通的、例行公事的會議，和每年世界各國領導人紛紛擾擾的各種雙邊會議並無差異，還是說它有著全球性的影響，會標誌着中美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而在未來幾十年裏被人銘記？
在過去，領導人的個人特徵對歷史演進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英國的命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終結果，都依賴於1940-1941年美國對英國提供的支援。在1940年底，英國的美元儲備快要消耗光了，如果不是羅斯福決定以「賒賬」的方式向英國提供艦船和武器，即使是作爲一個大帝國的英國，也無法繼續抵擋納粹德國領導的軸心國。羅斯福1940年支持英國的決定並不只是基於自利，爲美國構建一個對抗納粹侵略的緩衝地帶。相反，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和丘吉爾的私人關係，這段關係來源於一戰期間他們各自在本國海軍中任職的歷史。
另一個例子是1986年，里根和戈巴契夫在雷克雅維克會晤，雖然沒有達成決定性成果，但展示了雙方的關係未來可能走多遠。這爲美蘇雙方提供了信任基礎，爲「冷戰」的結束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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