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先生獲得「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後，得到了很多人的祝賀，獎項中的「自由」二字也引致了不少非議。《環球時報》的單立人主要着眼於「自由」二字的政治意味，批評茅先生有可能讓中國成爲一輛「制動失靈的危險卡車」，而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薛湧則針對茅先生說過的「商業能夠創造財富，勞動則未必」這句話，展開批評——從託利黨到輝格黨，到亞當•史密斯到加州學派，從「光榮革命」到「工業革命」，洋洋灑灑，歷史知識躍然紙面，追溯自由和市場的歷史淵源，批評茅於軾先生不但背離了自由主義的精神，還把覺得市場存在不公的人們推向了左的一面。
勞動、財富這些概念，追本溯源，可以從什麼叫財富、什麼叫勞動談起，不但是經濟學問題，甚至可以是哲學問題。筆者認爲，薛湧教授簡單地把學術問題演變爲立場問題，用形而上的、孤立的學術方法去審視茅於軾先生的言論，這是非常偏頗的。茅於軾先生80多歲了，經歷過中國近百年來的巨大變化，談得更多的是思想，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有感而發。不過精彩的是，恰好是薛湧教授批判的這句話，如果放在中國60年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中去思考，不但能證明薛湧教授的偏頗之處，而且能闡明茅於軾先生無愧於「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這份榮譽。
諾貝兒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他的學術著作《貧困與饑荒》中，談到了這樣的觀點，在市場經濟中，人有各種的經濟權利，其中最基本的勞動相關權利可以分三個形態：第一個階段，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勞動；第二個階段，有權利以自己勞動爲基礎生產；第三個階段，有權利交換自己的勞動；後兩個階段分別是勞動的生產階段和交易階段，而生產、交易在現代社會中的表現形式，正是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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