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蘇格蘭雜文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寫道，世界歷史只是偉人們的傳記。這話說對了一半：歐元區危機向我們展示出，金融市場如何能夠壓垮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但是，個人的確會起到顯著的作用。
我們來比較一下當今領導人與20世紀的領導人。與艾森豪(Eisenhower)或里根(Reagan)不同，側重理性的歐巴馬(Obama)總統與歐洲主要領導人之間並沒有建立深厚的個人關係。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建立統一德國和團結歐洲的願景，與曾爲其門生的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奉行的強硬路線形成鮮明對比。當今領導人的共同點是缺乏解決經濟問題的政治才能。
歐元區危機至今已持續三年。迄今爲止，國際社會面對危機做出的回應是猶豫不決和零敲碎打的。希臘當前的經濟危機並不完全是該國1947年冬季危機的翻版——後者當時同樣有可能在整個歐洲引發多米諾效應。這兩個時期當然有所不同。話雖如此，當時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出臺也仍是需要極大政治勇氣的。杜魯門(Truman)、艾奇遜(Acheson)和馬歇爾不得不竭盡全力確保國會批准新制定的擴張性外交政策。與現在反差強烈的是，當時這項外交政策得到美國兩黨的一致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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