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真是匪夷所思，兩年前當我回到埃及時，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把大權傳給兒子賈邁勒(Gamal)的計劃還被視爲一個既成事實。我開始呼籲建立一個以基本自由、民主和社會公正爲基礎的新埃及，卻反而被扣上了反伊斯蘭分子的帽子，譴責我是一個美國、以色列甚至伊朗特務。埃及當局侵入了我女兒的Facebook賬戶，把她的私人照片在網上四處發佈。
因此，去年2月11日在我一生中是個難忘的日子：在那個溫暖的夜晚，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所有的眼睛都凝視著大螢幕，收看倉促任命的副總統宣佈穆巴拉克即將下臺。我從來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這一天的到來。然而一年之後，埃及再次陷入混亂。在這場以希望爲基礎的革命迎來週年慶之際，數百萬人再次湧上街頭，批評軍方在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中表現笨拙。許多觀察人士指責過渡方案變來變去，經濟發展也步履蹣跚。國家安全機器已經失靈，前些天發生的足球慘案就是一個可怕的例證；其內部人員和文化仍然與穆巴拉克時代無異。然而我們應該降低對埃及民主的期待嗎？絕對不應該。
當然，這是令人失望，也經常讓人困擾的一年。軍方接管政權時，迎接他們的坦克的，是民衆的歡呼和鮮花。他們曾經是革命的守護者。然而軍方並沒有管理國家的經驗，民衆也未曾期待由他們管理國家。軍方最初表示過渡需要六個月時間。這種說法十分天真。我當時說需要兩年時間建立起民主框架，倡導建立一個由平民和軍人共同組成的過渡委員會，並召集大會起草憲法。應該給新政黨留一些時間進行組織，接觸民衆。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舉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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