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導演的電影引起那麼多反響，但他講話卻像他的電影本身一樣柔和。如果運用真實生活與電影情節相對比的邏輯來解釋，這種不協調倒也成立：他的電影即使要反映激烈的情感和尖銳的主題，通常也是平靜地娓娓道來。
此外，李安交談時的語調近乎親密。我發現自己繃緊了神經在聽。他講話無拘無束，充滿感情，時而有些語言翻譯帶來的困惑。英語是他的第二語言。他1954年出生於臺灣屏東，父母來自中國大陸。他一直住在臺灣，直到1979年前往美國位於香檳-厄班納（Champagne-Urbana）的伊利諾斯大學。這種文化的融合不僅造就了他最好的作品，也鑄就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是個與生俱來的觀察家，靜靜地記錄事物的本來面目，他的記錄與這些事物透過公共鏡頭所表現出來的一面截然相反。
李安這次在香港的行程很緊，我們的聊天沒辦法在午餐上進行，而是工作餐後在一個影棚休息室裏小坐。李安在聊天時顯得不慌不忙，這位奧斯卡最佳導演獲得者說話常常停頓，他把大腦機器的轉速調到低擋，充分思考每一個想法，反覆推敲，徹底檢視，然後再進入下一個題目。這不幸導致了我無心的失誤，即使已盡最大努力去適應他回答我每個問題時出現的沉默，在訪談過程中我還是時常打斷他。儘管交談中停頓的間隙大得可以吞下一輛小汽車，但每當我提出一個重複的質疑或者對他剛剛的回答作出評論時，李安總能像撿起掉落的棒球手套一樣，很自然地重拾他先前的思路，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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