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丁學良博士《「民族區域自治」與「分裂主義」：中國邊疆治理的難題試解》的第七部分。）
經常憤怒地譴責、正義地聲討西方和日本歷史上帝國主義行徑的當代中國人，很少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偉大祖國也有相當長的帝國主義歷史，而且積累了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帝國治理經驗。只不過這些經驗在1949年以後的官方宣傳和教育系統裏，或是被厚厚地過濾了，或是被粗糙地攪拌了——就是把它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列寧史達林主義（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極不準確）的這種主義給攪拌了，弄得像一盤炸醬，紅不紅黑不黑的。在當今中國面臨著民族關係治理的實際困難和新型挑戰之時，我們要放寬視野、敞開思路，就必須把「中華牌」的帝國管治經驗與「蘇共牌」（蘇聯共產黨的傳統當然也不單一純粹，不過確實是以史達林體制爲主）的帝國管治經驗作出仔細區分，不然的話許多中國人就會老是陷在後者的泥坑裏而不能自拔，誤認爲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國土特產。
在幾位蘇共中央書記於1991年8月18日發動、21日就垮臺的那場「醉醺醺的政變」之後——我這麼說它，是因爲政變的幾個主要領導幹部，包括蘇聯副總統 G. I. Yanayev，總理V. S. Pavlov，國防委員會副主席O. D. Baklanov，政變的那幾天都經常喝得小到中醉，偶爾大醉，最後是爛醉，估計是心裏太發虛（J.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pp. 581-583, 595-596）——蘇聯的迅速完結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時全球議論紛紛，其中很多議論都與中國有直接關聯。那段時間我正在東歐蘇聯實地考察，便應約爲臺灣《聯合報》系及其在北美的《世界日報》作點分析評論。他們報系的資深編輯羣體是反對「臺獨」的輿論組織中心，那幾年深受李登輝政府的壓制，尤其希望我把蘇聯分裂與臺獨趨勢作鑑別對比。而我關心的範圍更廣，涵蓋中國的邊疆地區，當時我強調的幾點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