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和我同意一起去拍這部電影，爲此我們用了很長時間去做資料及後勤方面的準備。我們的拍攝班子只能有五人，因爲每個人都得經過中方的審查並被他們接受。我知道斯特恩對他的唱片的錄音素質的要求很高，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至少兩名音響工程師。
在哥倫比亞大學，我們遇到了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的主任周文中教授。周文中肯定在我們出發前及中途掃除了種種障礙。我仍然記得，在一場音樂會之後，我們在拍攝爲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而設的派對。揮汗如雨，我睏乏地坐在周教授身旁，沙發旁邊還有一位年長的穿毛裝的男人。他問我覺得怎樣，我說「很捧啊！但我希望在斯特恩的巡迴演出後，我們能在這裏待久一點。」他跟周教授說，「有什麼問題，只管寫信給我好了。」原來那人是文化部副部長（片末有對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的致謝─編者注）。周教授那個晚上與我坐下來，撰寫一封信，希望能讓我們多待兩星期，拍攝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生活、音樂家及學者的住處和街頭景觀等等。周教授需要列出每一個要求的細節、地點、日期及時間。後來，除了探訪周教授的朋友居住的一幢大廈外，我們真的獲得了批准，去拍攝任何事物。有時當我們堅持拍攝某些東西時，他們會重複地說，「這對你們來說不會很有趣的。」但我知道這當中必然有一些政治原因。他們不肯讓我們直接拍攝街頭，因此我們租了一輛巴士，在某些角落停下來，打開門並且拍攝，直至我們無法再堵塞交通，便前往下一站。監控雖隱蔽但仍易見。當我們到達北京時，他們以「安全保管」爲由拿走了我們的護照。直至我們抵達廣東準備前往香港時，才能見回我們的護照。每一次我以爲我們在自由地賓士於大街時，第二天他們能準確地告訴我們，我們曾經到過哪裏。
儘管生活表面上看來千篇一律，但是我們確實感覺到，我們正在見證一個社會的奇蹟─超過10億人的衣著、居所和飢飽。在那個時候，我們每天只睡四個小時，然而團隊中沒有人真的抱怨，因爲大家都持續地很興奮，希望拍到更多東西。當我提出輪班，他們無不顯得很憤慨。沒有人想錯失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