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將不是第一次。1929年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爲已經失效，美國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穿越危機的捷徑。被廣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萬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經濟大蕭條」。而反市場情緒的盛行，讓歐洲一些初具雛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
儘管當前危機非常嚴重，但引起如此極端反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過，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經由金融行業不負責任的行爲所造成的損害。因而，此時我們應該牢記開放的市場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忘記那些壓制開放市場的社會將會等到什麼後果。
一些喊得最響的批評家沒有多大興趣弄清問題出在哪裏，更沒興趣思考如何補救，也全然不去計劃今後如何防範類似問題。這樣的批評是無益的。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羅溫•威廉斯(Rowan Williams)本週對英國政府出臺賣空禁令大加讚賞。他的同行約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則宣稱，賣空銀行股的那些人「顯然是銀行劫匪和資產剝奪者」。這些話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們看不到偷車賊、廢品堆放場的機械工以及購買了汽車保險、當車失竊後得到賠償的車主之間有什麼道德或實質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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