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都是干預主義者。在不久前還信奉自由市場思想的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對供應鏈安全的擔憂、對再工業化的渴望以及對綠色轉型的希望，正在共同重塑貿易和產業政策。歐盟和美國一樣對中國感到擔憂，主要是在技術威脅方面。但歐盟也對美國政策制定中「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特色感到擔憂，尤其是3690億美元的《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鑑於令人失望的經濟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也許人們會不可避免地越來越相信政府有能力重塑經濟，使之向更好的方向發展。但這種想法意味著什麼呢？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向經濟民族主義和干預主義的轉變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深度解體似乎不太可能，雖說也是可以想像的。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的一份討論報告《地緣經濟碎片化與多邊主義的未來》(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所指出的那樣，其代價也會很大。而且解體程度越深，代價就越大。技術脫鉤將是代價最大的，尤其是對新興國家和低收入國家而言。除此之外，還有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成本。正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前負責人詹姆士•巴克斯(James Bacchus)所指出的那樣，在當今世界，控制這些成本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一個較小層面上的問題是，新幹預主義以其自己的方式能發揮多大作用？美國聯邦政府——最積極、最有力的參與者——能否從目前承諾實施的政策中獲得它想要的結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此表示懷疑。成功的干預是很難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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