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拜登(Joe Biden)未來有不少唾手可得的執政果實。一旦他在明年1月宣誓就職，這位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會修復美國與歐洲及其他疏遠了的老朋友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預期，美國也將同等程度地疏離世界上的專制政權。在強人兼搬弄是非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之後，美國最高領導人將會是一位毫不含糊的民主人士——不僅僅是民主黨人士。
祝願這套計劃成功是對的。在這個美國能爲民主賦予近乎神祕的力量的時代，擔憂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拜登計劃對自由國家——而非相反——表現出普遍偏愛，那當然更好。但有些跡象暗示了一種更雄心勃勃的理想主義。去年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聯合撰稿的文章寫道：「就叫它民主國家聯盟吧。」文章提議自由國家正式建立合作。也許這只是寫寫而已，但這位被選爲下一任國務卿的布林肯不是民主黨人中的個例，在四年的粗暴民族主義後，許多民主黨人都同樣要求弘揚自由。
拜登必須謹慎，不應設置不切實際的道德標準。他的外交優先事項中大多數都涉及與專制領導人達成某種妥協。他希望恢復的伊朗核協議並不會要求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內推行任何自由改革。況且這怎麼可能？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也不能對參與國的國內製度挑三揀四。碳排放不是民主國家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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