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經濟圈和學術圈的熱搜詞是擴大內循環。在中南海最近召開的經濟專家座談會上，中央也就這一問題與與會者開展討論。對國際經濟環境重大變化進行思考時，人們的第一反應是直覺性的反應，而直覺來自於過往的經驗。經濟直覺很重要，但是對這種重大的外部情況變化，我們除了1949年的經驗之外，自經濟體制改革以降我們還沒有可以利用的成型經驗。與蘇聯交惡則是在兩個同類型計劃經濟體之間的事情，這與當前的情況借鑑意義不大。一個涉及社會經濟形態較大變化的政策，如果能夠伴隨著有益的討論，會有助於政策目標的實現。輿論圈裏有些討論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而執行層針對實施政策的討論則很有必要。通過討論可以幫助我們彌補經驗直覺的不足，有利於在政策調整中做到趨利避害。
大致區分一下，落實擴大內循環的政治決定有兩個不同的路徑：1，通過調整令人生畏的，牽連較廣的社會經濟利益安排，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契約，結構性地提升內循環經濟消費方的可支付能力；2，直接對現有的分隔內外循環的政策措施進行調整。第一種情況需要對經濟社會改革的聯動影響和負面衝擊效果多做思考。第二種情況需要時時清醒自己在做什麼，想清楚歷史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結構性的釋放經濟潛力和具體的調整內外循環分立的政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一旦做出了選擇，會生髮出大相庭徑的政策效果。重點還是要防止調整的結果錯誤地導向了「自循環」的泥沼中。
政治是講意願和立場，學術要講狀態，講因果，講規律，而具體政策討論要更實在一些，講的是利益調整的取捨。政治決策的理想目標與客觀現實之間存在差距這一點也不奇怪，否則就沒有所謂政治遠見之類的說法了。對於一項政治決定的成功落實，少不了依據經濟理論進行推斷，以及依據歷史的政策過程和經驗進行思考。區分上述不同的討論，適當劃分討論界限是有益的。對涉及取捨和利益調整的實施政策問題，有必要通過研究還原歷史場景，溯源政策演進的過程，釐清政策手段的現實效果，這樣纔會對下一步的擴大內循環政策調整會有一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