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在我還年輕的時候，英國曾因長期經濟萎靡而被稱爲「歐洲病夫」。但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擔任首相之後，英國似乎甩掉了這個令人討厭的稱號。但如今，當我到國外（尤其是歐洲大陸）時，人們再一次帶著困惑、憐憫和幸災樂禍的口吻問我：「英國到底怎麼了？」我不想假裝自己知道答案。但我可以描述一下病狀：英國正在同時經歷六重危機。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經濟方面的危機。這場危機起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如今最重要的方面是生產率停滯。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至2018年，英國每小時產出僅成長了3.5%。在所有大型高收入國家中，只有義大利落後於英國。然而，這並不是因爲英國的生產率基數很高。相反，英國的每小時產出落後於愛爾蘭、比利時、美國、丹麥、荷蘭、德國、法國、瑞士、新加坡、瑞典、奧地利、澳洲、芬蘭和加拿大。高就業率和低失業率是好訊息。但生產率成長停滯意味著人均實際收入成長停滯。這意味著一個人羣只有在另一個人羣的日子過得更糟糕時才能提高生活水準。這無法造就和睦的政治氣氛。長期的財政緊縮已經令英國的政治矛盾更加尖銳。
第二重危機在於國家認同是否必須具有排他性。這一問題很快變成一個關乎忠誠的問題。許多人已經習慣於擁有多重身份認同。但另一些人堅稱只能有一種身份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方式之一是區分「地方主義者」(people from somewhere)和「世界主義者」(people from anywhere)，就像戴維•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在其著作《通往某處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中定義的那樣。但是一旦被政治化，這種劃分將帶來多得多的痛苦和撕裂。這一幕已經在英國退歐的過程中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