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制度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獲得了廣泛的關注，中國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呼聲也重新高漲，這讓我們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派關於制度變遷的代表人物諾斯在其1990年的名著中寫道：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 或者更規範一點說，它們是人爲設計的、決定人們互動關係的約束。 斯諾的定義比較寬泛，我一直沒有很好的理解，就我樸素的認知來說，制度的本質特徵是強制力，諾斯的定義看起來沒有強調這個特徵。在更早的被稱爲「舊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康芒斯那裏，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東西。康芒斯有豐富的政府和法律實踐經驗，對制度的強制特徵有清晰的認識，他在「制度經濟學」一書中認爲制度就是「集體行動對個人的控制」。在「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一書中，他認爲法律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制度。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第一次讀到了康芒斯的著作，他關於制度是「集體行動對個人的控制」的洞見，精準深刻，正是我想說卻又沒有能夠說出來的，我也驚訝地發現我的頭腦是老派的。一些企業管理學者對企業中的制度流程有很系統的研究，流程的概念對我理解制度產生了很深的影響。而我發現康芒斯從他大量的法律實踐中對流程有同樣深刻的理解，在他的書中，他用的是工作規則（working rule）的概念，他討論了工作規則中的控制、集體意志等廣泛的問題。 控制和流程是本文討論制度問題的兩個基本概念。
我對制度的理解是康芒斯式的，制度，分拆開來就是制約和尺度，都是規範人的行爲的意思，強制力是制度的本質要素。當一羣人以一些制度流程連接在一起的時候，這羣人形成組織。比如，企業以章程和大量的制度約束成員的行爲，形成企業組織。強制力的來源，一種是國家強制力（國家是擁有合法暴力的組織，包括政府、立法機構、法院等），一種是市場化組織中的強制力。前者不需多言，後者最常見的是企業，當你簽了勞動合同後，你需要聽從工作指令。籤合同是交易，簽完合同是服從和權威。因此企業是以自由交易形式獲得權威的組織（極端一點，類似一個自由人把自己賣爲奴隸）。不過，極少數經濟學家堅持認爲企業和市場沒有本質區別，比如張五常。
基於上面的討論，我區分兩類強制力，國家強制力和市場交易讓渡的強制力；並因此而區分兩類組織，國家組織和市場組織；區分兩類制度，國家制定的制度，就是法律，和市場組織制定的制度。還有一些組織，比如宗族組織，宗教組織，以某種崇拜來獲得強制力，本文不討論這類組織。市場組織內部的制度運行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家制定的制度。 比如一個人簽約成爲企業僱員，上級可以指揮他幹這個，幹那個，可以扣減工資等等。但是，上級不能進行體罰， 否則法律會予以禁止。當一個企業侵犯另一個企業財產權的時候，法律會強制賠償。因此，法律是更爲根本的，是市場化組織運行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