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假如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在大選之前把高登•布朗(Gordon Brown)或埃德•米勒班(Ed Miliband)換了下來，那麼很可能，現在的英國政府將不會是保守黨政府，退歐公投就不會舉行，英國也就不會退歐。
想像一下，如果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賓州這三個在上兩次大選中都投票支持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州多贏得了10萬張選票，那麼，世界現在將有些索然無味地目睹堅韌的主流政治又一次抵擋住了反動壓力。
我們這些追蹤政治動態的人都有史詩情結：當選民做了奇怪的事情，我們想相信自己正在經歷著歷史的轉折。當世界上兩個最穩定的民主國家投票支持改變時，這一定是自由主義的終結、中產階層空心化、或其他什麼同樣宏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把這怪罪到一些特殊狀況（例如近年來左翼對平庸領導人表現出來的聖人般的耐心）的頭上，似乎不能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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