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百年前的一天，毛潤之剛放棄圖書館的工作回到家鄉長沙，孫文還在上海的寓所閉門思索實業救國的計劃。京城晚春初降，景山牡丹盛開，漫天柳絮作雪飛，趙家樓衚衕的曹宅濃煙滾滾，尚在東交民巷的謝婉瑩，好奇地聆聽著窗外學生們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就在如此稀鬆平常的一天，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在中國大陸，「五四」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被視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奏。而在兩蔣時代的臺灣，「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聯繫被謹慎分開，愛國與民族精神成爲「五四」僅有的內容。到了馬英九執政後，國民黨紀念「五四」的重心則轉到了民主和科學的價值傳承。
其實，「五四」的意義不僅僅侷限於中國史的範疇，它在將中國民族主義與反日情緒正式連通的同時，也是中美關係史上的分水嶺之一。而且，「五四」也生動記錄了美國在實現外部崛起前的一次意識形態掙扎。特別地，在如今美國陷入衰落迷思、川普掀起孤立主義風潮之際，本文對「五四」時代的重訪，不僅是對美國外交及其意識形態百年輪迴的回顧，而且對於尚在外交上「作爲與少作爲」之間猶疑的中國而言，也是一次與美國經驗的對話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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