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悲劇常常引起全國性的反思。4月16日的南韓客輪沉沒事件也不例外，它不僅激發了悲痛與憤怒之情，還導致了一種近似自我厭惡的情緒。「這是典型的人禍，源於南韓社會對安全的漠視，」一篇社評怒斥。它接下來鄙夷地問道：「這是什麼樣的國家？」另一篇文章指出：「除非改變南韓社會，否則不知道還有怎樣的悲劇會向我們襲來。」
事故可能最終將造成300多人喪生，其中許多是十幾歲的學生。在試圖理解事故原因的過程中，南韓人撒下了大網。最受質疑的是客輪的船長和政府。前者被指棄船逃跑，後者應對緩慢，發出的救援行動資訊自相矛盾，表現頗似上月航班失蹤事件後的馬來西亞政府。
但除了直接元凶之外，南韓人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挖掘，對他們的社會提出了疑問。在外界看來，南韓成就斐然，生活水準接近西方。但在不少南韓人眼裏，他們的社會似乎存在嚴重缺陷——不平等，教育競爭激烈，自殺傾向嚴重。有人指出，客輪沉沒事件的終極原因之一，是南韓的經濟模式，它重視成長、利潤和南韓企業的聲望，犧牲公民的福祉。另一種被不少外國評論家引用的說法甚至對南韓文化本身提出指責，尤其是對等級制度的遵守——據說，正是它導致學生們聽從指示留在艙內，最終釀成致命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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