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歐洲相繼在2009年推出了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最初的意圖是作爲一種緊急措施，向發達經濟體中注入貨幣意義上的「火箭助推器」，以使其重新回到經濟成長的路徑之上，其實施期限以月計算，而不是以年計算。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所暴露的全球經濟的種種失衡而言，量化寬鬆這副藥是不對症的。2008年之後，美、歐、日發達世界均經歷崩盤之後的反彈，但卻似乎陷入了成長率極低甚至零成長的模式。現在，2013年初，金融危機爆發的四年多之後，人們又開始討論一個新話題——實施一種新的、強度更大的量化寬鬆，可稱爲「從直升飛機上撒錢」，通過政府對公共工程的注資，將貨幣直接注入經濟體中。這種「從直升機上撒錢」的做法並不以稅收爲基礎，而是直截了當地印鈔，這通過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將表現爲政府的負債。就像吸毒上癮者需要劑量越來越大的海洛因來維持一定的欣快感覺一樣，現在看來，量化寬鬆似乎也必須要不斷地擴大規模，才足以阻止西方經濟體重新陷入衰退。量化寬鬆已經成爲西方經濟生活的一個永久性特徵了嗎？
量化寬鬆的鼓吹者從歷史上的著名經濟學家那裏尋找理論支持，如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 Keynes）、厄文•費雪（Irving Fisher）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們都贊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幫助經濟擺脫危機的想法。凱恩斯甚至提到，可以把塞滿紙幣的瓶子埋在土裏，從而讓人們忙碌地尋找、挖出並花掉它們。但量化寬鬆的支持者們忽視了另一些重要的經濟思想家，例如奧地利人熊彼特（Schumpeter）。熊彼特相信經濟繁榮之後的「創造性毀滅」的重要性，相信這能爲新的經濟成長清理道路。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借債金額的持續上升，造成難以支撐的債務負擔，最終在2008年把政府壓垮。但至今爲止，西方國家仍未能吸取歷史上很多過度借債導致的金融危機的教訓，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北歐與東亞。西方國家也未能認識到，要從金融危機中恢復，就必須承認壞賬的存在並將其沖銷，還必須重組金融機構，通過公共投資來削減成本和提升成長率。1998－1999年，南韓、泰國、印尼等亞洲國家因爲獨立性不足，或不夠堅定，從而未能抵制以IMF爲首的西方機構強加給它們的痛苦的經濟重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