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諾貝兒文學獎之時，微網誌上有一張照片流傳甚廣，照片中的莫言、張藝謀、姜文三個男人精赤著上半身，唯一一個女人鞏俐乖巧地站在一側。衆多轉發和評論中，大致如此假想，「如果拍照時來一老道，說，你，將來拿戛納獎，你，將來拿威尼斯獎，你拿柏林獎，至於你，諾貝兒文學獎。估計誰都會以爲是天方夜譚吧！「照片拍攝於1988年，那時候的張藝謀執導他的處女作《紅高粱》，他付給莫言的版權費是800元人民幣，莫言喜出望外，認爲自己發了大財。
《紅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更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式作品。和如今對這部電影的普遍贊同相反的是，《紅高粱》爲當代中國電影拿下第一座世界級獎盃時，國內幾乎也是困惑咒罵一片，這一點也許對於今日的莫言是一種很好的參考。最普遍的說法是看不懂。《紅高粱》一反前三十年電影的宏大敘事模式，用「我」這個第三人稱講述了關於我奶奶和我爺爺的一段傳奇。正是這種講述角度的變換，使得影片具有了個性化講述，甚至魔幻表達的可能。才華橫溢並膽氣正旺的張藝謀將這段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用顛轎、高粱地野合、酒神曲等極致的視聽符號，令原著中富含的強烈的生殖慾望、茂盛的生命力展現的淋漓盡致。影片如同加上了濾色鏡，只留下了激情的紅，厚重的黃，這種色彩的運用可以看做是張藝謀對莫言小說中土地與女性母題的抽象視覺提煉。後來被視爲以張藝謀爲代表的中國第五代電影征戰海外的基本戰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第二種論斷則是張藝謀販賣中國的鄉土、愚昧、醜陋向西方獻媚，換取自己登堂入室的門票。這種論斷當時頗具影響力，並不比莫言此次獲獎伴隨的政治正確的拷問來得弱。作爲當代中國「尋根文學」的代表之一，莫言等一批作家始終在尋找一種屬於自己的文化標誌。必須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類似於高密東北鄉）來證明他們存在於世界文壇的意義。這與經歷了知青生活，上山下鄉、在最後一分鐘考入電影學院，急於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張藝謀的焦慮徹底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