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重慶經濟增速達到驚人的16.5%，不僅在中國名列第一，在全球範圍內也獨佔鰲頭。那麼，爲什麼圍繞重慶模式還存在著這麼多的爭論呢？隨著近期發生的領導人更迭事件，這種爭論更是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爭論的要點在於，重慶模式是否能創造可持續的、惠及民生的經濟成長？
在《地方政府競爭與債務風險 》一文中，我曾經粗略探討了以重慶爲代表的一大批中國地方政府爲追求GDP成長而採取的做法，稱之爲政府軟預算之下的以土地、金融槓桿化爲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但未及詳細分析這種模式的機理。鑑於重慶模式關係重大，有必要展開更加細緻的分析。
對重慶模式的最權威解釋迄今爲止來自被稱爲重慶CEO的黃奇帆市長。在黃市長看來，作爲內陸城市的重慶要超速趕超沿海地區，必須打造不同的發展路徑。過去20年，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物流成本佔比很低，這是東部沿海盡佔區位優勢的原因。而重慶發展加工貿易，便須以新的模式解決物流成本、產業配套等問題，「一頭在外，一頭在內」。所謂「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即沿襲銷售市場「一頭在外」的同時，將原材料、零組件等生產全部實現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區，從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爲落實這一策略，他曾於2008年親赴美國惠普公司，說服惠普將4000萬臺產能的電腦生產基地落戶重慶。此後，他再赴臺灣，將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富士康引入重慶。廣達、英業達等電子代工巨擘接踵而來，大批零組件企業亦相繼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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