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20世紀80年代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讀本科時學到的第一條真理，從那時起我學到的所有知識都在反覆強調這一點。（我甚至使用拼寫檢查從我的書中剔除「不可避免」這個詞，唯恐它在我疏忽時溜出來。）整部人類歷史都證明了一點：許多人類社會好像正朝著一個看似確定的目標前進，結果卻偏離正軌走進了死衚衕，有時幾十年，有時甚至長達幾個世紀。既然如此，我們爲何還是認定歐盟(EU)經濟最終恢復顯著成長是不可避免的呢？
希臘經濟上季度萎縮7%，而儘管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付出了勇敢的努力，穆迪(Moody's)還是威脅要降低英國的信用評級。這些訊息應該讓我們重點關注一下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因爲正是這些輝格黨的主要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學派向人類灌輸了以下觀念：人類正在朝某個方向「進步」，向未來某個積極的既定目標前進。在經濟學中，這種觀念就體現在這樣一種假定上：經濟成長是一種定數，幾乎可以說是天賦人權。我們經常理所當然地將經濟成長視爲人類處境中的一部分，認爲它是常規，而非例外。如果托馬斯•麥考利(Thomas Macaulay)、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及其他歷史決定論者是正確的，人類的確走在一條通往某個目標的軌道上，目的地要麼是不可避免的普世自由，要麼是工人階級的天堂，那麼我們還會遭遇一個如此痛苦的20世紀嗎？
過去的三分之二個世紀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具代表性，大環境罕見地有利於成長。如果我們把韓戰視爲一次聯合國(UN)行動，並暫且先不考慮六七十年代印度支那半島的邊界衝突的話，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裏，沒有兩個強國交戰的時期。美國是創新和領導力的發動機，與之相競爭的是東山再起、充滿自信的日本。匯率基本上沒有受到干預。中國還在韜光養晦，還沒有能力通過抬高價格，將歐洲經濟體擠出原材料市場。以歷史標準衡量，糧食和能源價格都很廉價。總體來說，貿易和市場（在西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人口總量成長，但處在可控的範圍內。利率助長了放貸，歐洲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的競爭，也創造出了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曾經預言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