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黃育川所指出的，中國的銀行職能十分特殊，但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有所改變。在差不多恰好10年前，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當時，許多人激動不已，認爲這有望推動中國銀行業的開放——中國銀行業將受到來自外部的競爭，將開放新的市場，最大幾家銀行將實現全面國際化。10年過去了，我們可以看到，銀行仍在中國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它們仍是受政府、尤其是受共產黨保護的機構。它們的許可權十分狹窄，常常成爲省級和中央政府實現更大預算目標的「共謀者」。
中國幾乎所有銀行都是國有的（民生銀行(Minsheng)可能是一個例外，部分爲私有），它們聽命於政府政策，這對其它地區的銀行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但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需要進行其它領域的政府-社會-商業關係上的改革，而當前的領導人已經表現出對這一點極度牴觸。對他們來說，從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得出的一個教訓就是：政府對企業（尤其是金融和銀行部門的企業）的指導和干預，已被證明是正確的，也很有必要。20世紀90年代末期，所有來自中國外部的呼聲，都敦促中國轉變銀行模式，採納更類似於西方的模式，也就是高度企業化、但也高風險的模式。但如果說有一樣東西是這一屆領導人所憎惡的，那就是風險。
可能的情況是，隨著省級政府負債的上升，以及隱性貸款和違規金融行爲等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忽略，中國政府會開始把銀行的角色定義得更清晰一些，並收緊銀行與地方和中央政府、與黨和商界精英及其利益集團進行合作的條件。然而，這必須是更廣泛的改革訴求的一部分。但重新定義黨在社會中角色的系統性改革——此類改革自1980年就已經開始了——仍然缺乏重大突破。眼下的現狀是可持續的，也符合共產黨的政治利益。因此，在短期到中期內，現狀很可能繼續維持不變。當然，從長期來看，必須進行改革——但改革總是最好留給以後再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