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喜劇團體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塑造的那個總想打擊犯罪的「主教」(The Bishop)那樣，波克夏哈薩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執行長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週姍姍來遲，加入國會關於債務危機的爭論中。他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發表了一篇炮轟美國政府的文章，大意是像他自己這樣的億萬富翁正在受到美國政客的「嬌慣」。文章發表之前，共和黨已經把增稅推遲到下一次大選之後。民主黨和共和黨向一個兩黨聯合委員會提交了總規模達1.5兆美元的減赤計劃，而該委員會不太可能要求增稅。這一計劃仍不足以說服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它仍然決定下調美國信用評級。
巴菲特認爲應該提高「超級富豪」的稅負，這既是出於公平的考慮，也是出於削減公共債務的考慮。他去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不到700萬美元，大約是他應稅收入的17%。但他的後臺員工要繳納36%的所得稅。這是一個越來越廣泛的問題。1992年，美國掙錢最多的400名富豪總收入爲169億美元，繳納了29.2%的所得稅。如今，他們的收入爲909億美元，繳21.5%的所得稅。
富人的稅負更低是因爲資本利得和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的稅率較低。如巴菲特所說，「那些以錢生錢的人」獲得的待遇優於那些「靠工作掙錢的人」。巴菲特這樣說，實際上是贊同了在佛羅倫斯銀行業（以及新教）興起之前、基督教世界普遍認同的宗教金錢觀念，這種金錢觀在當代又得到了伊斯蘭教金融從業者的重新解讀。人是有生命的，而金錢沒有，因此看重金錢而不看重人是錯誤的，因爲這樣是對生命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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