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參加了新聞國際(News International)執行長麗貝卡•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的婚禮。婚禮是在一個鄉間別墅的湖邊舉行的。我站在電視主持人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身旁，《每日郵報》(Daily Mail)主編保羅•達克雷(Paul Dacre)站在幾碼外。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離儀式中心更近。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則站在山坡上靠後一點的位置。當時的首相高登•布朗(Gordon Brown)遲到了，在他走向湖邊時，衆人的目光都轉到了他身上。
在酒會上，我和卡麥隆有過一段簡短交談。我說我希望他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不能獲勝，但假如他獲勝了，而且想爲提高政治辯論質量和媒體的水準做些什麼，我會給予支持。曾經當過記者的我早就意識到，政界和媒體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爲公衆服務。後來我對這種逐漸加深的濫權和消極文化有了第一手體驗，這使我確信，英國的媒體和24小時新聞正使民選的領導人更加難以治理國家。
他說：「情況更糟了，不是嗎？」我回答說，如果他上臺時能做到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對大型媒體集團有所虧欠，就能成爲一個更強的首相。說到這裏默多克加入了我們，於是就換了話題。或許我們不該換話題，不過我們這樣做，顯示了處於政界和商界關係核心的某種不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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