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慶和薄熙來或許是中國媒體出現頻率最高的名詞。或者可以說,因爲有它們,中國才顯得不那麼寂寞。「唱紅打黑」,發展民生,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帶給某些渴望救星的人一絲希望,甚至成爲「區域社會主義」的樣板。急劇變動的重慶牽動中國神經,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論,凸顯了中國精英之間巨大的裂縫:「左派」「右派」不放過任何可以一個鬥毆的機會,「好得很」和「糟得很」,歌頌派和否定派各顯神通,都能從薄熙來和重慶的一舉一動中,找到符合自己結論的東西。
事實上,重慶已經成爲許多人的精神聖地。或者說,它是「左派」的「解放區」,「右派」的「敵佔區」。中國往哪裏去?憂慮中國前途的人都想從重慶找到答案。
在我看來,鄧小平主政後的三十年,中國走上了一條不選擇主義的道路。以實用的政治GDP主義爲圭臬,奉行以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爲標榜的唯經濟主義路線。這在造成巨大繁榮的同時(代價是資源透支和環境汙染),引發了極端嚴重的社會後果:主流意識形態的倒塌、缺失,投機主義橫行;無信仰無道德社會的形成;財富高度集中,社會資源超級壟斷;礦產和土地等自然資源大肆浪費;在被放大的人的慾望面前,出現了性貧窮、精神貧窮和生存困境;人口高峯所帶來的生存壓力轉化爲全社會的生存焦慮;競爭性社會氛圍成型,既得利益集團凌駕於社會規則之上,大部分無權力和無權利民衆之間的競爭白熱化;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形成,財富在權貴及其依附者之間流轉,政治利益導致的政治同盟悄然出現,並有加速集結的跡象;下層民衆普遍的絕望和無力感,造成以命相搏的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