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財長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對新的匯率戰爭發出了警告。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勞勃•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主張施行一種新的金本位制。美國決策者提出了數位化的收支平衡目標。日本則正忙於干預匯市，以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一些漫不經心的觀察人士的想法可以原諒，他們認爲，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是匯率失衡，而修正這種失衡將挽救全球經濟。但這是錯誤的。
我們認爲，中美兩國決策者圍繞人民幣升值速度問題不時爆發、幾乎已成爲一種定式的口水戰，更多是出於政治意圖。中國貿易順差和經常賬戶盈餘反映了其儲蓄/投資失衡。中國國內儲蓄總額佔到了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0%以上，即便以歷史絕對值衡量，也是一個非常高的水準。要解決全球貿易失衡問題（且不談美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普遍不滿），必須從這裏著手。中國儲蓄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源於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多數經濟學家（包括美歐決策者在內）對此瞭然於胸，儘管他們嘴上並不這樣說。那種認爲僅僅通過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就可以有效解決中國高儲蓄的根源問題——從大量城市移民，到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再到已施行半個世紀之久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實際上，如果這可以通過相對價格的調整來解決，那麼必要的升值幅度肯定要達到40%至60%左右——即使是最樂觀的外國觀察人士，也不可能指望中國會這樣做。
美國決策者明白這一點。作爲把商品和服務賣給美國的回報，中國得到了美元，他們通過干預累積美元儲備，並盡職盡責的將其投資於美國國債（不管他們所聲稱的外匯儲備多元化程度有多高）。當他們嘗試購買實物資產（例如美國的能源和資源資產）時，美國國會卻一直以國家安全爲由加以阻撓。美國明白，自己正以可能會升值或貶值的匯率形式付錢給中國。最終，如果沒有中國來購買美國國債（在進行外匯干預之後），美國將無法承擔佔到GDP 10%的預算赤字——這是其鉅額經常賬戶赤字背後的財政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