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逝世時享年81歲。在1993年《文明的衝突？》一文發表之前，亨廷頓在公共政策領域以外相對不爲人知。這篇文章探討的是未來的衝突是否將建立在文化差異，而非民族國家的劃分上。
到了1996年，亨廷頓去掉了題目中的的問號，把文章擴展爲一本暢銷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共產主義戰敗之後，美國的理論學者紛紛嘗試著對冷戰後的世界進行審視，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亨廷頓的文章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發表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採取了類似的質問語氣，並在1992年以更爲肯定的語氣更名再次出版爲《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該書認爲，西方的勝利代表著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的全面勝利。
隨後發生的事件，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恐戰爭」，似乎爲亨廷頓的理論增加了更多砝碼。然而，批評家指責這位哈佛教授在鼓勵文化差異，而不是構建對話來彌合分歧。
儘管亨廷頓指的是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之間的分歧，但人們的普遍興趣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信奉猶太基督教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上。
已故的阿拉伯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將亨廷頓的文章嘲諷爲「無知的衝突」。 他認爲，亨廷頓的觀點就是西方與伊斯蘭等複雜實體的魯莽化身，「好像身份和文化之類極度複雜的主體都存在於卡通世界中似的：大力水手和布魯托殘忍地相互毆打，總是其中那個更爲善良的拳手佔據上風，打倒對手」。
然而，事實證明亨廷頓是正確的。他預言，對熱衷於強化對伊斯蘭恐怖主義軍事打擊的美國政府來說，輸出西方民主觀念要比他們估計的更爲艱難。正是這樣的世界觀促使他反對伊拉克戰爭。可以說，他的觀點激勵了其他人努力在不同文明間建立對話，以幫助彌合他所指出的裂痕。
這種對話的支持者包括伊朗前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哈塔米自己曾在聯合國(UN)發起動議，作爲對亨廷頓論點的回應。
亨廷頓在2004年發表的文章再次引發爭議，他在文中斷言，大規模的拉美移民構成一種威脅，可能「將美國分裂爲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兩種語言」。拉美社區領袖表示，他們已駁斥了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或移民孤立主義者的類似觀點，但是面對一位曾在國家安全界享有聲望的公衆人物提出的這種論斷，他們表示憂慮。
亨廷頓曾於1977年至1978年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麾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安全計劃事務協調員。
亨廷頓身後留下妻子南希(Nancy)和兩個兒子。
譯者/君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