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金融機構一直在努力應對與衝突有關的制裁和由此產生的風險，包括在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以及2014年莫斯科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出現的制裁。
然而，作爲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回應，美國與七國集團(G7)和歐盟(EU)聯手推出的經濟限制，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最近在華沙的一次演講中所言，它們代表著「一種新的經濟國策，具有與軍事力量相匹敵的破壞力」。
對風險管理人來說，這不僅表明金融如何被用於外交政策的目的，將他們牢牢地置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十字路口；這也給他們的企業帶來了壓力，要求他們正確管理與烏克蘭戰爭有關的風險，以避免落入制裁制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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