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我作爲一名駐俄羅斯記者，報導了少數寡頭在後蘇聯時代的混亂中大發橫財的方式。根據在達佛斯達成的協議，他們大力干預以幫助鮑利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在1996年成功連任總統。這導致了所謂的「七銀行家統治”——直到一些寡頭之間發生內訌，更嚴重的是與葉利欽的繼任者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發生衝突。
正如人們有時所說，歷史不會重演，但常常押韻。今天在美國出現的寡頭政治圍繞著一些瑰麗七股(Magnificent Seven)科技公司，令人不安地迴響。喬•拜登(Joe Biden)本週在總統告別演講中警告說：「今天，一個極端財富、權力和影響力的寡頭政治正在美國形成，這實際上威脅到我們整個民主。」他說，面對這個「科技工業綜合體」，責任在於政治家、律師和美國人民。
在花費超過2.5億美元幫助唐納•川普連任的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帶領下，科技大佬們紛紛湧入海湖莊園(Mar-a-Lago)，與即將上任的總統交換利益，並向他的就職典禮基金捐款。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俄羅斯前輩的策略和經驗中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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