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帶兩個16歲的雙胞胎兒子參觀完了英國的一些大學。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結束中學生活，開始攻讀學位，我也爲他們感到興奮。我是在大學邊長大的。我父親是從事學術工作60多年的學者，我妹妹也是學者。我贊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erkeley)前副校長尼爾斯•吉爾曼(Nils Gilman)的觀點，他寫道：「大學在培養廣大民衆具備高水準的技術能力、爲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事實和新觀念創造條件、保護和傳承人類已經創造的知識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是人類發明過的任何其他機構都望塵莫及的。」與美國相比，英國的優勢在於它擁有一個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的政府。
然而，大學如今在世界各地都面臨危機，遠不止是因爲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或許沒有哪個現存的機構比大學更與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事實上，這正是川普攻擊大學的主要原因。
大學的建立基於一個隱含的主張：知識是有層級的。位於頂層的是那些終其一生積累專業知識、獲得博士學位(PhD)和教授職稱等資質，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文章、接受同行評審的人。相比普通人的看法，有資質的學者對氣候變化或種族主義的見解就是更具權威性。知識的特權一向令人反感，不過在當今這個每個無知之人都能在社群媒體上發聲的時代尤其如此。當美國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鼓勵家長在疫苗問題上「自己做功課」時，他實際上是在否定學術的基本原則。右翼民粹主義者始終持這種立場。難怪學者們會對他們「有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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